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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已成绝唱 巴金仍与我们同行

来源:贵阳日报     2019年02月11日        版次:A08    作者:

  1988年,巴金在书房中。 视觉中国/供图

  1990年,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

  1986年,李辉(右)与陈思和看望巴金。

  《随想录》特装本封面。

  《再思录》封面。

  巴金《再思录》题跋。

  黄永玉画巴金肖像。

  █特约撰稿人 李辉

  2016年10月底,在上海。伫立上海图书馆门前,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

  时间真快,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写于1978年12月1日,1986年《随想录》5卷本完成,合集出版到2016年整整30年。对于我,这个时间,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巴金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时间正好也是三十年。

  1978年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

  也正是那时,巴金迎来七十四岁生日。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高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以围绕《望乡》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晚年巴金的创作,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

  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文化起步的艰难。1978年,随着邓小平访问日本归来,中日友好关系进入最好时期。与之相配合,日本电影周在全国开始。《追捕》与《望乡》一时轰动,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不过,《望乡》却引发激烈争论。多年来,中国文艺一直避讳在作品中正面描写爱情;电影《望乡》却是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这就难怪在北京、上海等地公映后,招致诸多指责、非议,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

  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是巴金。1978年12月2日,他写下短文《谈<望乡>》,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这是他为新开专栏“随想录”所写的第一篇。乍一亮相,他便呈现出“干预生活”的姿态,就正引起议论纷纷的《望乡》发表自己的看法。为电影《望乡》叫好,其实是为青年一代鼓与呼;为青年辩护,证明巴金回到了青春的起点。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但他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老年人”距离,也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他开始了向“五四”精神的回归。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1987年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承认这一点:

  

  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巴金因《随想录》而得以改变。他在《随想录》中倡导的“说真话”、自我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他也因为这部作品,而被许多人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与思和有幸,在开始研究巴金时便与陆续发表的《随想录》结伴同行。同样有幸,我们很快认识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为我们打开研究巴金的大门,之后,他负责带领老师编选巴金资料集,邀请我们参加。从此,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巴金的世界。

  当年香港的报纸不对学生开放阅读,只因贾先生关注,我们才有阅读的机会。犹记得,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找出时间,走进学校图书馆的内部阅览室,找出香港《大公报》翻看《随想录》,并做摘录。《怀念萧珊》《“遵命文学”》《把心交给读者》《说真话》《赵丹同志》……随着一篇篇文章,我看到巴金先生的真诚与忧思,我跟随他的笔,走进历史,走进他的内心。我很高兴,能够在大学期间与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相伴同行,以他倡导的“说真话”滋养自身。

  同在上海,我们研究巴金三年,却一直没有去打扰他。直到毕业前夕,1981年的冬天,我们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见到巴金。这一年,巴金78岁,《随想录》整整写了三年。他不仅仅只写《随想录》,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

  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这就难怪当年的文坛,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许多年里,从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体弱气虚,但思路敏捷,记忆准确。我没有想到,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我们问一个问题,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几乎很少主动说话。后来我发现,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可是与之面对时,言谈颇少。

  第一次见面,印象却颇为深刻,巴金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有的是我们研究所需要的细节。这次谈话,我做了笔录,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第一份难得的文献。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我经常找机会前去看望他,与他聊天。谈周扬,谈沈从文,谈萧乾,谈他经历的风风雨雨,在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感受他的忧郁与苦恼。尤其在重病之后,巴金再也无法动笔写作,失去与读者交流的可能,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

  与巴金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是1997年初秋时节的杭州西子湖畔。93岁的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

  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1997年,我是在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来到杭州看望巴金的。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我告诉他,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一个秀美、安静、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园。他马上接过话说:“我去过。”我问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两天。我又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他去法国是在1927年。1927年到1997,整整七十年,但他却记得这样清楚,实在令人惊奇。

  1998年春天,再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正在写《怀念曹禺》,答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一篇千字文,他足足写了好几个月,而且只能用口述方式。我又一次前往上海,走进医院,取走这篇真诚感人的文章,发表在大地副刊上。谁想到,巴金很快病重,再也无法与人交谈,《怀念曹禺》成了巴金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时间又是一个巧合。巴金晚年的写作高峰,始于1978年,止于1998年,整整二十年。在《随想录》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思和与我联袂主编的“火凤凰文库”,出版了巴金的《再思录》,实际上是《随想录》的延续。最后一篇《怀念曹禺》,与《随想录》《再思录》的作品,形成一个完美衔接。

  历史延续,先生同在。

  《随想录》已成绝唱,巴金精神仍与我们相伴前行。

  黄永玉画出心中的巴金

  李辉

  “前辈中,我最怕巴金。”谈到巴金,黄永玉常爱这样说。

  黄永玉第一次见巴金,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黄永玉与黄裳、汪曾祺同去看望巴金。他没有想到,早在作品中熟悉的那个充满热情的、敞开心扉的前辈作家,竟是如此不善言辞,更多时候只是微笑着静静地看着他们。

  好在汪曾祺是巴金夫人萧珊的西南联大同班同学,他的无拘无束与风趣,活跃着两代人的相聚。后来,在表叔沈从文家中,黄永玉又有几次遇到来访的巴金。两位前辈坐在那里,沉默时候远比言谈要多。

  素来喜欢热闹轻松谈话气氛的黄永玉,遇到这种情形,常常悄悄起身离开,留下两位前辈继续面对,享受他们用三言两语丰富起来的安静。

  说是“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表述。其实,黄永玉非常理解现实生活中喜欢沉默的巴金。他在《巴先生》中这样写道:“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只是难插一句腔。”

  在黄永玉心中,巴金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所谓“怕”,是热爱,是敬重,更是艺术化之后的透彻理解。面对巴金,无须多少交谈,在《家》《春》《秋》中,在《随想录》中,他已经熟悉了巴金这个人。

  他熟悉的不只是巴金一人,而是围绕巴金活跃在上海的那一个文化群体。他感怀着影响过他的这个群体:“巴先生一生辛劳,不光是累,也美。他和数不尽的好友——陆蠡、朱冼、丽尼、师陀、朱雯、许天虹、李健吾……耕种长满鲜花的花园。”

  “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长大的。”他的书房里,至今仍摆放着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于六十多年前出版的许多图书。从巴金的著作,到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每日相伴,当年芬芳,依旧浓郁可闻。对黄永玉这一代读者来说,巴金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常在历史记忆之中。

  二〇一一年十月下旬,黄永玉拿起画笔,来画心中的巴金。

  “您能不能为故居设计一张藏书票?”问他。

  “好。”回答得很爽快。

  “我要好好画一张巴金的像。”几天后,他说,“画他的头发竖起来。”

  找到一位法国摄影家拍摄的巴金晚年肖像照片,悬挂墙上。对视,端详。历史思索与现实感怀,在心中重叠,一个艺术化的巴金,呼之欲出。

  晚年巴金,银发果然竖起来,凌乱却显力度。作为画家,黄永玉说他喜欢巴金古典的、与众不同的面孔。他理解,这是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与照片两相比较,画中的巴金不仅形似,而且更准确,更有艺术表现力。水墨线条产生如刀刻铜雕一般的立体效果,古典面孔的巴金,沉思,从容,凸显其精神的痛苦,从而具备了古典美特征。

  环绕肖像,黄永玉设计了具有装饰性而又带有律动感的梅花作为背景的烘托。以五线谱线条作为树枝,满枝点缀的点点红梅,是激情与生命力的象征。同时,对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来说,“梅”似乎又有另外的提示——让人想到《家》里的梅表姐,体味到梅表姐以及觉新性格中的感伤与忧郁。这种感伤与忧郁,恰恰是巴金本人性格的突出特征。

  黄永玉特地再次书写巴金诗《你是谁?》。

  《你是谁?》是画名,也是诗题。为这幅画,黄永玉特意创作一首诗,题写于画之上,作为他献给巴金的一首歌: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战士,还是刚出狱的囚徒?

  是医生,还是病人?

  是神父,还是信徒?

  是作曲家,乐队指挥,还是

  嘹亮的歌者?

  是牧人,还是羊?

  是摆渡者,还是河?

  是远游人,还是他背上的包袱?

  ……

  

  这是两代人的对话。反复设问,是理解的层层深入,是诗意的渲染,也是对画面内涵的揭示。在诗中,他甚至将巴金称作承受精神痛苦的、沉默中的古希腊悲剧人物拉奥孔,以此赋予其更多精神的古典之美。

  “你是谁?”他在问。

  “我是人!”巴金回答。

  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丰富的生命。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巴金故居修缮完工仪式举行,黄永玉专程前往上海,走进他喜爱的巴金故居。黄永玉创作的巴金肖像,悬挂在故居进门的小客厅墙上。

  陈思和也来了。我们两人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在贾植芳先生指导下开始研究巴金。我们也在巴金肖像前合影留念。感怀巴金和贾先生。

  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这是我今年画得最好的一幅画。”黄永玉告诉我。

  的确,黄永玉先生用心画出了他眼中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