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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当代读经生”的“古今中外”

来源:贵阳日报     2019年09月11日        版次:A08    作者:

  人物名片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立人三部曲》《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余世存在讲座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文 郭然/图

  “孔子要是活到现在,他肯定是穿着皮鞋西装,周游列国,英语肯定比我们讲得还好,对西方的理解肯定比我们还要深,那才是真正的孔子。”他神情笃定地说,真正的孔子,一定是通古今之变、贯中外之学的。

  他对孔子的“画像”实有所指,在当今世界上,可能没有那个民族像我们承受着“古、今、中、外”这四端力量的撕扯,需要有人来安顿。十年前,余世存是在撕扯和焦虑中开始读经的,“焦虑来自对中国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与其思潮坐标、参照不能长久匹配的担忧。”在他看来,重构思想坐标,要以天地自然系统、域外主流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为参照,“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征服、使用环境为目的;如果我们妖魔化人类主流文明,以批判、隔绝域外文化为发展的前提;如果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只是以消费、复古、记诵辞章等为满足,那么我们的言行不过是加剧了时代的混乱和碎片化。”

  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余世存开始了十年的读经生涯。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我国古代伟大学者、思想家的学说和经典做当代解读,先后出版《老子传》《立人三部曲》《非常道》《家世》《人间世》《大时间》《东方圣典》(主编)《时间之书》等作品,关注点从人民国家到人间家世,从世道人心到东方智慧。余世存也因此被誉为“当代读经生”。

  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期间,余世存带来了《为国学传承发展注入更多原创动力》的主题讲座,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记者看到,这位曾将系列读书札记命名为《一篇读罢头飞雪》一书出版的先生,头上也开始落雪了。

  

  弥合“古今中外”四端,参与世界文明的现代演进

  古代中国,百家经典是普通人无法拥有的资源和能量,平民的一生大都屈从于掌握知识的特权阶级。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现代国家,每个人都有权与闻这些中国原典,拥有中国古人积累上千年的智慧结晶。“然而由于我国之前国学普及教育的不足,忽略了本国传统经典,这是现代教育的不足。”在中国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下,余世存呼吁对古代传统文化经典的重读,不仅积极作用于每一位读者的知识建构,而且必将在国家文化复兴、民族自信建立的层面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当今世上还没有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承受着“古、今、中、外”这四端力量的撕扯。不晓得这种感觉对不对?

  余世存:你这个感受特别对。如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现代性。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他们也没有完成他们的现代性。不论中外,现代性其实都有待完成。

  我们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把他们的现代性当作我们现代性的标准,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对的,他们有他们有待完整的现代性,我们也有我们有待完成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西方话语,用中国话语来说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古今之变,所以我们才撕扯得这么严重。

  这些年来,我们从官方到民间,从上而下都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回归。但是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下人来讲,好像更多的是一个装饰性,真正内在的东西不够充实,这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也在撕扯。找不到心灵安顿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古人或者古典那里有东西,以为把他们拿出来重新包装、印刷出版就可以了,实际上并没靠近古人或古典。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我比较熟悉的出版为例。前不久我买了一套书,是一些大学教授花大功夫整理的。我看后很失望,花费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做得好看是好看,但内容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而已。弘扬传统文化,或者将传统文化引入现代,不是简单的加个注脚,或者翻译成白话文就可以了的。

  

  记者:出版的角度还是知识性的层面。如果还往后推一步的话,就是各个群体之间难以在对话中形成共识的问题。

  余世存:怎么造成这种局面的?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文化人的演变之路。当时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人,无论是梁启超那一代也好,还是胡适那一代人也好,不管他们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他们跟传统文化都是不脱节的,他们就在其中,真的就是学贯中西的大儒。但是现在有些文化人把“大儒”理解偏了,以为大儒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下一代的儒家,连中国的道家、墨家、法家和名家都没有兼容过来。

  我们现在比不上孔子,用我的话说,要是孔子活到现在,他肯定是穿着皮鞋西装,周游列国,英语比我们讲得还好,对西方历史的理解比我们还要深,那才是真正的孔子。对吧?

  

  中西文化对话处于第二阶段,需将经学拉回诸子百家时代

  余世存认为,仅仅拿孔子与西方对话,是不够的,真正能够对西方文明有大启示的,还是中国文化创世纪时代的一些经典,要将这些文化经典从经学的行业拉回到诸子百家时代,必须在个体层面上对诸子都要表达出足够的关怀,中西方才能构成平等的对话。在刚出版的《微观国学》一书里,余世存从老子出发,为先秦诸子的著作与思想正其本义,用当代人的语言和视角去解剖文本,寻求古人智慧与当代中国的连接:庄子的人生自觉是弃绝名利,虽明了苦谛仍历遍人生诸苦的傲然自信,这份自信当能鼓舞读者直面人生的难;孔子的一生是“夫子自道”的一生,他知行合一的人生准则,值得今天的人们一生参照;孟子霸气与勇气兼备,面对世界时“舍我其谁”的气魄,是其在面对困厄、诱惑,迎难而上、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他试图带领读者,用古人积累千年的智慧武装头脑,共同对抗时代的困局。

  

  记者:您解读孔子的方式有象征意义,就是儒家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如何走向现代化,与世界对话的问题。西方从知识理性和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制度。我们拿什么与之对话?当下中西文化的对话,处于怎样的阶段?

  余世存:现在应该是到了第二阶段,就是互相不服气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彼此感觉很亲切,我们有孔子,他们有苏格拉底,孔子讲的跟苏格拉底讲的差不多,墨子讲的跟亚里士多德讲的差不多,彼此都在找共同点;现在走到了第二阶段,就是找差异了。第三阶段是一个化和、整合的阶段,离这一阶段还有一段路要走。

  现在,拿孔子与西方对话,是不够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真正能够对西方文明有大启示的,还是中国文化创世纪时代的一些经典,比如说《易经》《礼记》,要将这些文化经典从经学的行业拉回到诸子百家时代,必须在个体层面上对诸子都要表达出足够的关怀,中西方才能构成平等的对话。否则只是强调我们有《论语》,要对西方产生影响是很难的。

  比如《道德经》一书,我们没有做过多的宣传和推广,但它在西方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就我所知,在世界范围内,《道德经》的译本数量仅次于《圣经》,德国人每隔几年就要重新找人翻译一遍《道德经》。《道德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抵人心的个体层面,那五千言晦涩难懂,但越琢磨越有味道,所以西方人才那么迷恋《道德经》。

  

  记者:现在阳明学很热。王阳明可以弥补孔子的不足么?

  余世存:王阳明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很大,确实很了不起。中国文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明,每隔几百年就有人自觉进行系统的文化大整理,孔子也好,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都有这种自觉意识,在整理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学术和思想体系,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重大意义。王阳明作为目前为止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是有效的。

  再就是,王阳明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每隔几代人一定要探讨什么叫良知,什么叫仁爱,我们是从情感出发的伦理本位,这很符合东方人的特点。所以梁漱溟讲过,中国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人拉回到伦理意识当中,拉回到情感意识当中。

  

  完成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任务,文化的根本是时空

  余世存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空偏好,看待传统文化的一个角度,就是要认清时空。“时空可以分成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四个维度。”在他看来,从“情感”出发的孔子,代表儒家在东方的维度,即春天维度,满是“仁爱”;从“逻辑”出发而“善辩”的墨子和孟子占据西方维度,即秋天维度;“眼冷心热”的老子庄子占据南方和北方两个维度,即夏天和冬天的时间维度。这些都是时空,它构成了中国人精神的完整性。

  

  记者:在“古、今、中、外”的撕扯之中,您个人的选择是什么?

  余世存:这些年的读书思考,我觉得是对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任务,做一个完成,做一个新的阐释。所以我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对你说的“古今中外”,做一个新的观照和参照。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这项工作。

  我发现,我们要重建东西方文化共识的话,就必须回到根本上来。比如说,西方文化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回到数字“0”和“1”的位置上来,因为“0”和“1”构成了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络,组成了我们的虚拟空间,我们任何的文字、语音和图像都可以用“0”和“1”来编码。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我们要重新跟西方人进行对话,就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中。

  文化的根本应该是时空。我觉得我的时空论是对前人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再发现。

  

  记者:那有没有引入到科学层面的视角?

  余世存:是的,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察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思维,通过科学的视角来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一次对接。再如,老子讲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可以和西方的地理决定论、地理空间影响论形成一种很好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