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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君做客“精读堂”解读芥川龙之介——

一个中国“乡愁” 浸润下的日本作家

来源:贵阳日报     2019年12月03日        版次:A08    作者:

  东君在讲座上。

 11月30日,由贵州省作协、贵州文学院、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千翻与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最新一期“精读堂”在千翻与作书店·亨特店举行。此期精读的对象,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是黑泽明电影《罗生门》的原著作者,以其名字命名的“芥川奖”是日本文学最高奖之一。芥川以短篇闻名,是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圣手”。

  讲座上,主讲嘉宾东君先生关注于芥川龙之介的“冷”。从“冷”出发,他解说了芥川性格阴郁、作品阴冷的气质,普及了一些“冷知识”,如《罗生门》最早的中译本作者是同样以“冷”闻名的鲁迅,且将芥川与鲁迅互为镜像,比较其异同,解读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芥川。

  ■中国曾是日本文学的“乡愁”

  东君先生从行驶过中日海峡的两艘船说起。1921年3月,作家芥川龙之介搭乘一艘从日本出发的船,驶向梦想中“唐风宋韵”的中国。

  芥川出生的1892年,属于明治时期。东君先生说,明治时期涌现了一大群日本近现代作家,泉镜花、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菊池宽、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自幼就接受汉文学的陶冶。芥川的朋友佐藤春夫说:“喜爱中国文化是我的无上幸运。”于是中国读者读这些日本作家的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微妙的感觉。东君说,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乡愁是浸透在骨子里、流入血液里的。“夏目漱石之爱陶渊明、王摩诘,谷崎润一郎之爱高青丘、吴梅村,永井荷风之爱香奁体诗人王彦泓,都不是摆摆样子的。他们不仅爱读中国古诗文,也都能写一手不输中国诗人的汉诗。”东君用谷崎润一郎的话说,他们的血管深处有一种被称为“中国趣味”的东西,“无论怎么说,日本作家仰承中国古典文学的沾溉。”

  东君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作品一路读下来,发现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都有一种写作历史小说的偏好。有学者认为,这跟日本当年发生“大逆事件”之后形成的一种紧张的政治气氛有关,政治言论的口收紧了,作家们都有一种神经质般的谨慎。现实的逼仄,带来的是想象的自由。芥川刚出道的时候就直奔历史题材,从唐代传奇和中国笔记小说中取材。东君先生说,芥川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的想象大概还附丽着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里所描述的诸般风情。每每有朋友自中国归来,他就喜欢打听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故事,以便铺衍成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据说他的《杜子春》就是根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提供的素材写成的。还有一篇《南京的基督》,发表于芥川中国之行前一年。他本人在文末附记中特地作了说明:起草本篇时,仰仗谷崎润一郎所作的《秦淮一夜》之处不少。也就是说,他写了那么多中国题材小说均非来自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是通过二手材料获取的。”

  东君做过统计,芥川未到中国之前,就写了十几篇中国题材的小说,笔下的中国有如神仙府邸。1921年,芥川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外派,终于有机会访华,说此行是“踏勘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发为咏怀之作的所在”。此次中国之行长达一百二十天,他走了很多大城市,看了不少场戏,对中国整体的印象是从天上落到了地上;还拜访了诸如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之类的名人,他对待中国的鸿儒宿耆也像老朋友一样坦诚、率真。这些写他们的文章最后结集为《中国游记》出版。

  “有些中国作家或学者觉得芥川为文近于猖狂,但我以为,这正是他一贯的、带着轻微的嘲讽的文风。”东君说,芥川写自己的老师夏目漱石时,就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漱石先生的书房“天花板看得出有耗子洞”“那高窗户很像监狱或精神病院的窗户,有很粗很粗的栅栏”。

  ■鲁迅与芥川的“隔海相握”

  芥川访华期间,鲁迅翻译了他的两个短篇《鼻子》和《罗生门》发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这时的鲁迅已经写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短篇小说。但两人没有见面,时隔多年,芥川写了一篇短文《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提及鲁迅对他作品的翻译:“译得十分精准,且地名、官名与器物之名均附注释。”这是中日两位文学大家芥川与鲁迅唯一的一次“隔海相握”,两人从未谋面。但后人却觉得,总能从芥川身上发现鲁迅的影子,从鲁迅身上同样能发现芥川的影子。这是为什么?

  东君先生又从1902年,中国开往日本的一艘船说起。当年24名南水师学堂矿务学堂官费生乘坐邮轮大贞丸号赴日留学,其中有陈衡恪、周树人、陈寅恪,三人在日后分别成为绘画大师、文学大师、国学大师。鲁迅初到日本曾就读于弘文学院学日语,跟时年只有12岁的陈寅恪同住一个寝室。之后几年间,鲁迅读了不少日本与西方小说,当时,现代派小说已经在西洋与东洋大为盛行。后来鲁迅还和周作人着手翻译了一部分小说,合成一部《域外小说集》。

  “在胡适还没有发表第一首诗、鲁迅还没有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之前,中国文学与日本现代文学相隔着一座欧洲。中国现代文学接受日本现代文学的反哺是不争的事实。”东君说,“在此背景下,影响过鲁迅的作家也曾影响过芥川,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东君认为,这是读者能从鲁迅与芥川身上互相能发现对方影子的原因之一,“鲁迅的《野草》与芥川的小说中不乏对人性之恶的书写,从中能感觉到他们或多或少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至于夏目漱石,更是他们二人无法绕过去的一位前辈作家。1908年4月,鲁迅曾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老宅。1915年12月,芥川由一位同学介绍正式成为夏目漱石的入室弟子。从这两件事来看,夏目漱石都是他们内心追摹的作家。两人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受漱石的影响。”

  原因之二是鲁迅翻译过芥川小说,由于个人风格过于强烈,就易使读者脑子里早存了一个“鲁迅味的芥川”,因为译笔好,人们提起芥川小说,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鲁迅的译作。

  原因之三是芥川与鲁迅都读过大量中国与日本的古代典籍,善于从旧书里面获取写作资源。东君说,芥川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历史小说,就取材而言主要来源于日本古代的、中国古代的、西方古代的。本国的题材大部分取自《古事记》《今昔物语》之类;中国题材则大部分取自唐传奇与明清笔记小说,在他的小说集里面所占份额较大。鲁迅也写历史小说。在题材上,鲁迅仅限于秦汉以上的神话与历史。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芥川是写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后,转而在私小说的影响下写起了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而鲁迅则是写了一系列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开始写一系列历史小说。他们取道有别,但通过这两类小说呈现出了各自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性,以及现代作家不可或缺的个人主体精神。”东君说。

  即便如此,东君认为,鲁迅终究是鲁迅,芥川终究是芥川,在日本,没有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像芥川那样的作家。他用两个比喻形容鲁迅与芥川的差异——

  第一个比喻是“赌徒”:芥川着手写小说之前,日本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芥川之前的作家都给芥川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鲁迅不同,在他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还是一片荒芜的,他所能参照的,大多是日本或西方的小说家,他要看了百来部外国小说,翻译一些域外小说之后才敢动手。“芥川就像一个带足了本钱杀入赌场的赌徒,因此他可以放开手脚赌一把。而鲁迅不同,他口袋里的本钱不多,因此他赌得格外小心翼翼。”东君说。

  第二个比喻是“跑步”:芥川像一个短跑运动员,短时间里爆发并耗掉他所有的能量,急迫地、不停地写,试图做一个世界一流的小说家;相比之下,鲁迅没有芥川那样的爆发力,但他有一种持久的耐力,更像是一位从容的学者型作家。在小说家鲁迅尚未诞生之前,他已经不声不响做了十几年的学问,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称之为“原鲁迅”,这个“原鲁迅”就是写《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的科学者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思想者鲁迅,翻译《地界旅行》《域外小说集》的译者鲁迅,地方志研究者鲁迅,文学者鲁迅,诗人鲁迅等等。他身上有着多重方向,但最终还是选择小说创作作为爆发点。

  ■嘉宾名片

  

  东君,本名郑晓泉,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结集作品有《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立鱼》等。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树巢》。2012年获得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的短篇小说大奖,2017年获“茅盾文学新人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日、韩文。其中《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听洪素手弹琴》分别由企鹅出版社、人间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发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